8月11日，国务院参事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做客“参事讲堂”，发表题为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》的主旨演讲，并与受邀学者、企业家等进行圆桌对话。本期“参事讲堂”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新华网思客共同主办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协办。

　　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，把当前中国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：追赶型产业、领先型产业、转阵类产业、弯道超车产业和战略型产业，并就不同类型的产业分别给出具体可行的建议，助力中国企业抓住机遇，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。

　　国务院参事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。新华网 郭建伟 摄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，我们取得38年平均每年9.6%的增长，这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。但是这几年，有些人对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发展产生了疑问，最重要的原因是从2010年以后，我国的经济增速放缓。到2016年的时候，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.7%。当然，这个速度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速度，但是6.7%的增长速度是从1990年以来，最低的增长速度。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首次出现连续6年经济增速下滑。因此，国外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学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。

　　其实，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采取的是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转型方式，并非像有些国家采取的“休克疗法”，一次性把经济当中的各种矛盾、各种扭曲取消掉。在渐渐转轨的过程中，保留了经济当中的一些扭曲性、结构性的问题。然而在国外看来，这些扭曲性、结构性说明经济存在不少问题。所以，即使在过去这30多年我们经济发展的成绩在人类社会上史无前例，但是“中国即将崩溃”的论调在国际上仍未停息。

　　当前，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状况、新态势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并且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以此强化我们经济本身的素质，并提出了新动能、新经济的发展新方向。在正确的引导下，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成绩。今年上半年，我们的经济止跌回升，达到6.9%的增长，这超乎任何人的预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国外看好中国经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。

　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应该如何追求新技术、新产业的发展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，可以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。

　　首先，是追赶型产业。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，与美国、德国相距较远。它们的产业中国也有，为什么它们的收入水平会比我们高？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我们高，而这背后是它们的技术水平、产品附加价值比我们高。

　　如何让这些产业的技术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？第一，把企业并购过来，让它变成我们的企业，那技术就引进来了，可以嫁接到我们的产品上。这样我们的产品质量就能提高，价格就能提高。

　　要并购，首先需要那些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愿意卖给你。如果没有人愿意把企业卖给你，我们怎么追赶呢？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到海外，到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去设立研发中心。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，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不好，就业状况不好，有大量拥有先进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得不到好的就业。这时，如果你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，就可以利用当地的高技术人才来研发新技术、引进新技术。

　　第三种方式，通过招商引资，引进外国的企业和技术。现在有技术的产业和企业也在寻找市场，有很多外国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，愿意进入到中国来设厂生产。此时，中国积极地招商引资可以给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经商环境，企业就会带着技术来到中国。

　　第二，是领先型产业。已经在国际上领先的企业如何继续保持优势呢？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自己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。

　　研发是研究和开发两个词的组合。开发出新产品、新技术，企业就有很大的竞争性，所以企业对做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。

　　但是开发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。研究的对象是基础学科，通常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一个产品，不能申请专利，它只是一份学术论文，会变成公共知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做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不高。如果没有任何人做基础科研，新产品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变成无源之水，不能长期持续。因此，就需要政府来支持基础科研。

　　另外，有些技术是所谓的平台技术，一家企业研究不合算，这需要鼓励相关产业成立平台技术研发的机构，政府也可以提供一点支持。

　　第三，是转阵型产业。这是从军队里面学来的一个词，就是我们应该转变阵地了。过去中国的工资水平低，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中有优势，但现在优势正在逐渐丧失。

　　怎么来推动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呢？基本有两种方式：一种方式是少数的有能力的企业去经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部分，比如经营品牌、产品设计、产品研发、质量管理、市场渠道管理。另一种，将加工场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，比如西部地区或者海外。

　　如果这些顺利转移，好处主要有两点：从宏观来讲,可以把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变成国民生产总值(GMP)。从企业来讲，可以利用它在技术、市场管理渠道上的优势，通过国外廉价劳动力创造第二春。而且我们还给国际上低收入国家创造了一个窗口机遇期。尤其现在建设“一带一路”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人均GDP在我们的50%以下，有的只有我们的10%，如果能够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，也可以实现腾飞。

　　为什么有可能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呢？因为从80年代以后，由于移动通讯、互联网等新技术出现，涌现了一些产品跟技术研发周期特别短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、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需要相对少的产业。这些产业中，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，虽然在金融资本、物质资本积累上仍有劣势，但是从人力资本来看，我们没有劣势。

　　这些年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快，跟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小。所以从人力资本上看，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差距。雷军拉着100多人，不到一年时间就推出小米手机。

　　以技术为主的新业态，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劣势，还有比较优势。因为我们人多，所以天才就多，在技术发展上只要有一个突破，全社会都突破了。其次，我们的国内市场大。新产品、新业态，只要研发出来，很快在国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。第三，在硬件上，中国的产业在世界上部类最齐全、配套能力最强。所以只要有个想法，在国内马上可以形成产品。像共享单车，这个想法一出，马上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，这在国外是不太可能的。

　　利用这些优势，我们在是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、研发周期短的产业上，可以直接跟发达国家竞争。而且这种产业特别适合中国现在强调的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

　　我们天才多，大家都可以创新。我们配套能力强、国内市场大，适合人们创业。当然，一个比较宽松的创业环境仍然是需要的，政府要减少创业的关卡，给创业者一点扶持。各地就设立了各种梦想小镇、孵化基地，这是非常好的方式。

　　最后，是战略型产业。它的研发周期特别长，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，这也意味着金融和物质资本的投入会非常大。虽然在这些产业上，中国跟发达国家是不再同一个起跑线上，但我们仍然应该做。

　　第一，战略型的行业的技术路线、产品路线对我们未来的国际民生、经济发展至关重要。这包括新能源、新材料、微生命科学、空间海洋技术等，都对我们得未来发展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些技术被国外掌握、获取专利，我们再进入的成本会非常高。因此，我们现在就应该做。

　　第二，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，如果没有自己的产品技术，那国防安全就会受到威胁。战斗机、航母、大飞机等产品，技术的资本投入非常大，研发周期特别长，如果由民营企业来做的话，通常没有办法承担资本投入和由此产生的长期风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需要政府支持。现在国家强调，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。对于这些产业的扶持，就应该跟发达国家学习，由财政上直接拨款来支持研发。

　　我们怎样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，继续利用技术发展的空间和动能来保持技术提升、产业升级和维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？

　　总的来讲，我国发展空间大，回旋余地多，并且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强化自身素质，同时防止一些可能爆发的危险，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。我相信，只要抓好机会，我们就可以维持6.5%以上的增长。这是我们实现提出的目标：在2010年的基础上，到202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。同时，我们的经济规模现在占全世界的7%，6.5%的增长，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.1个百分点以上。这样，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超过30%。

　　伴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进一步推进，中国的发展还能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，让他们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。这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梦想，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。（编辑：白帆、薛笔犁、吴雅博）

　　尽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轮廓和运行规律日渐清晰，但“中国经济拐点论”却依然不时挑动着海内外民众的神经。专家指出，“拐点论”实质是一种基于经济发展“旧常态”的非理性思维。

　　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·希尔德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：“次贷危机以来，中国经济表现令人叹服。”

　　从经济地理的角度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、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力日益突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