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进城农民来说，工厂只是符号化的存在。在工厂里只是挣钱，而非生活。生活和生命的那一部分被排除在外。很多进城农民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工业者，依靠一门手艺，以家庭为单位，单打独斗。其内容是工业时代的，以机械为核心，但是，模式却仍然是农业时代的。

　　至2010年，中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经过亿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城市的工厂中过着怎样的生活？他们以何种方式融入城市？又与乡土保持着怎样密切而疏离的关系？带着这些问题，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采访了中国青年学院教授梁鸿。

　　：我在《中国在梁庄》一书中对梁庄的自然环境，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、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，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，并勾勒、描述出梁庄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、生

　　而《出梁庄记》描写的是“梁庄”生命群体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。我试图通过这部书进入到梁庄那些“进城农民”的微观生命状态中去。记录梁庄的打工者们进入了中国哪些城市？做什么样的工作？他们的工作环境、生存状况、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如何？如何吃？如何住？如何爱？如何流转？他们与城市和乡村有着怎样的关系？他们的历史形象，是如何被规定，被约束，并最终被塑造出来的？

　　：农民进城后思想观念的变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比如他们会接受城市的一些生活习惯、消费观念，但是具体的变化是因人而异的。有些人可能变得非常开放和包容，很快融进城市的生活中。而有些人可能变得更加保守了，认为自己和城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，无法被接纳。这是与个人的遭遇、境况相关联的。

　　“80后”、“90”后新一代的农民工消费意识很强，但老一代的农民工的目的还是要多获取一些生存资源。

　　年轻一代的打工者多数有在城市和乡村生活的经历，这种城乡之间的反差和断裂使得他们与父辈相比，在自我身份的认同，对乡村和城市的归属感，以及亲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更多的纠结与无奈。他们与城市既是亲密和一体化的，同时又是疏离和被排斥的。

　　新一代的打工者，在权利、金钱、观念、渴望融入城市的心态上的需求和诉求都更强烈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对城乡之间巨大差异的“愤怒”和无奈可能也更多。他们不会轻易认命，毕竟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展开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，他们已经基本失落了与土地和乡村的联系，而城市也不是他们的根。可以说，他们在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上面对更多的恐慌。他们回不到农村，又不被城市接纳，就这样生活在一个“夹层”当中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有不少媒体报道了我国一些工厂糟糕的劳动条件、工人生存状态差等等，您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？有哪些工厂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？

　　：我在《出梁庄记》中考察了郑州的富士康工厂、虎门的小服装厂和青岛的电镀厂。在这些地方，工人的工作时间之长，工资水平之低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而这些工厂还是相对规范一些的企业。以我所走到的地方，青岛、深圳、广州、东莞、厦门，大部分工人状况都差不多。在和厦门几家外资企业的中层干部交流之后，我了解到，所有的工厂都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250元给工人发工资。更多的钱，必须靠加班换来。这意味着，工人的月工资，在满勤、干够八小时、过一个星期天的情况下，只能拿到1250元。在这些工厂里，工人每天在流水线小时的情况非常普遍。

　　而工厂的工作是沉默的、枯燥的、机械的、没有任何生机的。一些欧美外资企业相对人性化一点，在操作过程中，可以说说话，休息一下，或听听音乐、喝喝水。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，走的是日本模式，军事化管理，讲究阶层，等级森严，不允许说话、聊天，更不允许随意走动，即使上厕所也得一溜小跑。长时间加班，再加上这些严格的制度，都会给工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。

　　在我的走访经历中，青岛的电镀厂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工厂。工厂里污浊有毒的空气和工人们在其中的长期生存状态都令我震惊。在我国沿海，有大量高污染的企业正在用透支农民工健康和生命的方式赚取利润。而“羞耻”成为进城农民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，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。比如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“开胸验肺”。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，必须如此羞辱、破坏、贬损自己的身体。否则，他得不到公正。

　　：对他们来说，工厂只是符号化的存在。在工厂里只是挣钱，而非生活。生活和生命的那一部分被排除在外。农民并没有融入到这个新的生长之中，他们不是“工人”，还没有“工作”的感觉。他们在这工业的肌理之内讨生活，但是，却又与这工业无关。

　　很多进城农民仍然可以说得上是手工业者，依靠一门手艺，以家庭为单位，单打独斗。其内容是工业时代的，以机械为核心，但是，模式却仍然是农业时代的，保持着农业时代的缓慢和小规模。